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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神秘的古三峡里，纤夫们所处的的生存空间，其经济模式是怎样的呢？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能够看到的最早古籍也只有《山海经》中关于巫咸国神话般地描述。

    最早关于三峡一带经济现象方面的传说，得从《山海经》中一个叫巫咸的国家说起。《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据考，“巫咸国”的地理位置就在现在重庆巫溪、巫山一带，正是三峡的腹地。

    史料中的巫咸国是一个人间天堂，《山海经》记载，巫咸国首领是帝舜之子无淫，此地百姓“其人黄色”，能“操弓射蛇”。奇怪的是，他们不耕作不纺织，却衣食有余；不狩猎，却肉食不缺。巫咸国里，山谷中满是茂密的森林，鸟兽成群结队，人们载歌载舞。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神话故事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传说本身，同时，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远古里期神话传说的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这就像安德鲁.兰说的那样：人类最初的科学应该是神话学和对寓言的解释，因为神话和寓言是各个民族最初的历史。

    在远古时代，怎么会有不耕作不狩猎却能过得如此逍遥的地方？人们不耕作不狩猎，又是凭借什么生活的呢？这个叫巫咸的部落不需要从事农耕和纺织，却怎么能够衣食无忧呢？人类学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依靠盐而生存的古老部落。

    1997年以来，先后有来自全国的几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累计专业考古工作者约3000多人次深入三峡库区，参加三峡库区考古工作，获得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标本、资料，并进行了妥善保管。考古队伍对散布在三峡库区的古代产盐地进行了发掘，探索了古代三峡地区盐业的起源、运输等诸多问题。

    地质学家研究发现，长江三峡是在数亿年的岁月中，经过了多次强烈的造山运动所引起的海陆变迁和江河发育的共同作用形成的。三峡一带及四川原是一片汪洋，是古地中海的一部分，后来四川盆地成为内海、内湖，由海盆、湖盆而成为陆盆。巫山山脉隆起后，使海底的含盐层上升，盐分经雨水融解后顺裂隙渗透后流出地表，便形成三峡地区众多的盐泉。据地质部门勘探，三峡地区盐源丰富，云阳云安、奉节白盐碛、开县温汤井、万州长滩井、彭水郁山镇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盐资源。

    考古发掘也发现，三峡库区的大宁河流域，历史上曾经是泉盐的集中生产地，鼎盛时期从事盐生产、营销、运输的人多达十万人以上，影响相当大。巫溪宁厂与彭水郁山两处盐泉是直接流出地表的，至今仍在流淌，这两处盐泉连同清江盐水这三处，是古代巴人开发得最早的盐泉。此后，巴人又陆续开发了其它几处井盐。考古学家在忠县瓦渣地遗址，发现了用以制盐的陶器残片堆积层有十余米厚。

    2005年6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向市民开放，作为三峡博物馆的重要文物——古人制盐用的工具800件圆底罐向人们再现了一座古人制盐的作坊。

    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在结束三峡库区135米水位线下的文物发掘和保护任务后得出这样的推论：盐是古代三峡地区的经济命脉。三峡地区盐业资源也为三峡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重要贡献，盐也是维护地区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保证。

    有人制盐，就有人卖盐。历史上的巴人是一个与盐有着渊源的民族，他们生于江边，善于行船，泛舟奔波，原以捕鱼为生，与三峡两岸的农牧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易往来。巫咸国垄断了三峡一带的食盐资源后，巴人转而成为水上商人，乘着独木舟贩卖巫盐，成为巫咸国的经销商，他们也由此获得“水上流莺”（《华阳国志》记载）的美誉。巫咸国也需要这些“水上流莺”为他们贩运食盐。

    然而，巴人并非久居他人篱下之族，他们勤于奔波、善于探索。巴人后来发现，三峡一带并非只有巫溪才产食盐，湍急的江水之下也藏有食盐。水下食盐融于水中，煎煮江水便可获得盐，这种盐也是泉盐。巴人制造大木桶隔断淡水，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食盐。最初的盐场只有阳溪盐泉一处，后来云阳彭溪盐泉、朐忍彭溪盐泉也陆续为巴人发现。一时间，“巴川资以自给”。巴人煮卤为盐并用土船沿峡江运盐济楚蜀，并以盐与邻国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所以说，制盐业与航运业是古三峡的特色经济。

    古三峡水上贩运的物资除了盐以外，还有粮食、茶叶等农产品。位于西南地区边缘的长江三峡地区,无论是在茶树的自然演化方面,还是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峡地区以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茶树起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区域。早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就有对“巴山峡川”野生茶树的记载。三峡地区所在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国茶文化的滥觞之地。上至远古神农氏时代,就有“神农食茶解毒”的传说。从今天鄂西地区巴人后裔土家族“毕兹卡”油茶汤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古代巴人饮茶习俗的影子。目前所见中国茶业发展初期(汉魏六朝时期)的史料中,有关三峡茶业的也为数不少。可以说,在茶文化由长江流域向全国扩展的历史进程中,三峡地区扮演了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

    长江是历史上中国西南对外的重要交通路线，而三峡则是这条交通路线的必经之道。长江上游的四川人就充分地利用这条通道,将蜀麻、蜀布、川米等物资运出川外,将楚吴一带的物资运回四川。故杜甫在《夔州歌》之七中云:“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唐代时,巴蜀的贡赋大多从三峡“方舟而下荆淮”(《玉海》卷一八二) ,“官私的蜀锦、蜀麻、吴盐也均取此道传输”。在唐五代时,就连“西川奏章”,也“多取巫峡”。

    到了十六世纪，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北等地仍处于传统农耕状态，盛产粮食，有“湖广熟、天下足”的声誉，而长江下游及江南的农业则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宋朝时期，江粮从产粮区成为了经济作物种植区，以桑蚕、棉花为主要农作物，这就推动了江南丝织业和棉纺业的发展，长江上游的粮食顺江而下，江南手工业品则逆江而上，为推动了三峡航运大宗货物的运输，由此川江上兴造了一批批大吨位的木帆船，一艘木帆船的载重吨位可达三百吨左右，船上的每匹橹需要约四十船夫来操作。

    可见，古三峡不仅仅是农业兴盛的土地，而更是古代工商业和水运业繁荣的场所，商品经济早在远古时期就在三峡萌芽兴旺起来。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济形式。它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货币关系为特征，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生产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为了进行交换。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便产生了商品经济。由此可见，三峡商品经济兴旺的历史十分悠久。

    古代三峡经商观念的盛行和过境运输的发达，使三峡沿岸崛起了一批城镇，也促进了沿江居民经商观念的形成，三峡沿江居民商业观念及风气之形成于隋唐。唐代诗人杜甫多次在诗中谈到这种风气，公元767年，杜甫由成都流寓古城夔州（今重庆奉节），滞留近两年，创作诗歌400余首，他在《最能行》诗中提到：“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三峡纤夫作为三峡沿岸的土著居民，深受经商观念的影响。三峡的舟不仅是行走在江湖之上，同时也是闯荡在商海里，尽管大多数纤夫算不上商人，但他们身临其境，有的纤夫从底层的小伙计做到船老板，体验着商海的沉浮。

    舟，在三峡纤夫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传承场所，在木船行驶三峡的历史中，从经济角度来看，舟——还是运输业中的商业资本，它属于固定资本。拥有木船资本的人，既船老板可以雇用无产者，剥削被雇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一无所有的船工，则只能凭自己的辛苦劳动换来小的报酬。

一条纤绳九丈三， 纤夫尸骨埋江底，

父子代代肩上拴， 老板年年添新船。

    这几句传唱于川江的船工号子就是纤夫们对船工与船老板雇佣关系的写照。从这个角度看，舟，好比是一个劳动的作坊，也好比一个现代的工作车间，车间里有监工——船上的管理者，他们有时候还会拿着鞭子抽打纤夫；有类似车间主任角色——驾长，驾长指挥全船工作人员，薪水比普通劳动者要高；有普通的技工——船工和纤夫，是资本持有者雇用的工人，是最广大的工人阶层；还有零时勤杂工——那就是没有技术，做杂活的小伙计，在船上谁都可以指挥小伙计做事情。

    作为雇用而被剥削的纤夫阶层，他们与其所经历的同历史时期的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雇工在许多方面又是不同的，奴隶和和雇工是世袭的，他们的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代代相传不会改变，但纤夫就不一定了，虽然可能有代代拉纤的情形，但纤夫一旦拥有了超群的驾船技术，就会成为驾长，如果他们一旦拥有了木船，他们就会拥有资本成为船老板，转而能够雇用别的船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深山里的居民沿袭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他们以农为本，得失来自于土地上的劳作和大自然的风调雨顺，临江而居的人们就不同了，他们的土地就是那日夜奔流的江水，他们善于渔猎和行舟。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峡纤夫们的靠山就是江水和木舟，他们生存的来源和资本是驭舟降水的劳动和技能，他们只有把劳动和技能变成商品出卖后才会有衣食之源。在古代，深山里的农民不会把劳动力当商品，他们顶多也只是进行一些农产品的简单交换来满足需要。与土地上的农民相比，水上的纤夫受到来自社会上层建筑或主流文化的影响和束缚要小得多，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更合乎市场规则。

    作为三峡之中的“桡夫子”，古代三峡纤夫无疑是从事川江航运的主力军，有的人即是船工又是船主，他们拥有资本，也参加劳动，是古三峡的运输商人。有的纤夫却不拥有船只，只是靠出卖劳动力挣得工钱，是古代商品经济中的工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却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可以出卖劳动力和驾船术，相当规模的三峡纤夫把自己的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制盐等手工业和航运业发达的古三峡，拥有的已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而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提供人类需求的产业是由企业方式所达成的”。在1920年,他又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定义，这个定义包括了马克思所言“上古”时期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以及借由机会所制造的利润。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上使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试图测量每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主要是以法规、政府干预程度、私人财产权利、和贸易自由为主。经济自由度指数将“经济自由”定义为“人民对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和消费不受政府的强迫和约束”。在自由市场的概念上，许多人认为较少的税赋、较小的政府规模、和较少的政府管制是偏向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

    三峡天险因为地处偏远险地而成为古代受政府管制比较少的地方，这里的经济自由度比中原要高。历史上的三峡属华夏之外的蛮夷之地，这里的商品交换与水上交通还没有受到精细的政治和法规条款的管理与束缚，三峡成了一片自由的贸易王国，来来往往的船只满载着物资进出峡江，三峡水上交通的开发和利用还促进了沿江居民经商观念的形成，兴起了一批沿江贸易集散地港口和城镇。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朝廷对巴人征取税赋是很少的，“一切依秦时故事”，就说是秦朝政府对巴人轻税赋，汉朝沿袭这一制度不改变。到了唐朝，官方不骚扰巴人，巴人则不以官方为敌。唐朝诗人杜甫曾流寓夔州，其地已为巴汉杂居，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七云：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马滩前高浪中。

    诗中所云“长歌”就是船工号子，经受过天宝之乱的杜甫，在三峡看到这里繁荣的生活景象也聊以慰藉流离的忧伤。

    到了宋朝，官方对峡江地带的巴裔蛮族大致奉行“和戎安边”的方针，峡江蛮族内部偶尔发生冲突，宋朝以不干预、不偏袒为上计，听其自然。公元1012年，夔州蛮请求朝贡，朝廷借口恐致“劳费”而不允其请。

    元朝时期，朝廷创立了土司制度，多数土司设在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明朝的土司制因袭元朝成规而有所调整。这一时期，三峡一带的巴裔蛮族处于边疆，元朝对这一带并不重视，土司设得较少，直到元代晚期朝廷要利用巴裔士兵讨伐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才在峡江地区增设了几个土司。

    纤夫最初是从船上的小伙计干起的，但纤夫的理想是当驾长和船老板，当了驾长就会有比纤夫更高的薪金，如果当了驾长而且拥有自己的木船成了船老板，那他就得另外雇用船工共同劳动获得经营水上运输的利润，这里面包含着船工纤夫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纤夫在古代等级森严扫刚性社会里还拥有职业升迁和改变经济状况的机会。

    虽然纤夫们有机会成为船老板，但绝大多数成为船老板的纤夫还属于个体经营性质的，他们并没有雇用船工，而是亲自当驾长，船工多为自家兄弟或儿子甚至是妻子来担当。而拥有大规模船舶资本的船老板是不亲自驾船的，一旦拥有了多艘木船，船老板就要把精力花在船运货源的联系和管理等方面。所以，真正在劳作的纤夫们基本上是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层。他们与船老板构成了劳资关系。

    这种劳资关系也表现出船工与船老板的冲突与合作的上面，其进一步深入的内涵还包括雇用关系中为了价格与权力相争的理论、技术和制度,它不仅涉及船工、船老板、船帮会，也还会波及到三峡水运及三峡内外物资贸易的供求与价格状况。

    劳资关系的良好与否关系生产秩序、社会安定及安全，十分重要。一旦劳资关系不和谐，就会发生劳资纠纷，而导致罢工、怠工、停业。人类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调合，而不是有冲突。

    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良好的劳资关系，则可以用描述船工与船老板的一句经典：“同一条船上的人”。纤夫与他们的老板们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们常常会以合作代替对立、以和谐代替纠纷，以沟通代替隔膜。

    中国历来是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土地，在私营企业里，资方有绝对的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雇工们的安全和利益得不到保障，有些资本持有者以家族式经营管理为主，家长式的权威使得劳资关系难以确定，劳方的利益与保障也难以实现。

    船工们的工作是在风浪里出生入死，而且有驾船技艺和好水性的船工并不多，所以，船老板比起别种类型的资本方来说能够善待工人，驾长和桡夫子们往往也不是逆来顺受或忍气吞声的雇工。在封建社会时期，三峡船帮会组织在某些职能方面就是维护船工的利益，比如设置救生红船、修建地白骨塔、在清朝时期，船帮会为了与洋人争夺运输物资，还举行了集会、谈判等活动来维护船会和船工的利益。船工们与船老板们的命运和利益都被绑定在“同一条船上”，他们的工作充满了冒险，这样的环境之下，劳资双方的关系还是属于“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型的。他们比地主家的雇佣享有多的自由，人们常说“想尽做绝的桡夫子”，可见，船工们相对于他们同时代地主家的长工来说，他们算是牛气的。